这是老龄化国家难以摆脱的结构性危机，而这也给正处于老龄化发展阶段的中国带来极大的警示意义。
取消那些‘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还能减少社会的浪费。因此除了在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下确实占了少交多拿便宜的一小部分人群之外，养老保险制度对大多数人来说根本起不到鼓励消费的作用。
中共18大以后，老百姓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期望很高，盼望新一轮改革的热潮重新唤醒近年来日渐衰弱的经济活力。但是取出手续繁杂，令人望而却步，弄得到处出现收取高额手续费来代办提取住房公积金手续的‘二道贩子，网上一查一大堆，便宜了那些本不应该有的‘特殊金融服务业人员。也就是说从整体上讲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结构和发达国家没有什么两样，基本上就是让老百姓自己交保险费来为自己将来生活买单的制度，它使人们减少目前的消费来为数十年后的生活做准备。欧洲财政危机明白告诉我们，即使有雄厚实力的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因财政负担过大而维持不下去，更何况‘未富先骄的中国模仿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怎么让中国老百姓放心地打开钱包花钱呢？且不说普通老百姓的钱包里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可花。政府鼓励老百姓消费还不如废除‘住房公积金等被强制储蓄的不合理制度，让普通老百姓自主支配自己的收入。
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和住房公积金制度都是老百姓被政府的政策强制储蓄的典型例子，而类似于它的还有国有垄断企业推行的各种事先付款的收费制度。据官方专家讲，现在加入养老保险的人将来退休后恐怕连盒饭都吃不上。而从比较两者的理论体系看来，马克思的学说，更具有这个整体的特征。
（4）信用模型(宏观视角：政府、实业与信业。也就是说，劳动力本身除了被雇佣的性质之外，他还充当了一定量的股权性质。公职员对社会财富的管理（主要涉及再生产、再次分配），并是在全民监督条件下运行。而后两个模型，是直接面对我国当前的分配困境，而从不同的视角开出的理论药方。
因此，社会成员的财富差距，就会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并且资产阶级的那边继续上升，会越来越以其内部的破产的资本家继续转入工人阶级这一边为补充。
现实的分配困境：两个支点的跷跷板（1）三角形支点的困境私营老板的资本收入与打工者的劳动力收入逐年扩大。现在我们国家的解决思路，也就是围绕着如何使这个两个支点的距离与各自结构及其关系而展开的。以下，只是列出一个观点逻辑的提纲。乡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因此，股权模型，提出的核心概念是财产预期收入。私企资本收入远大于劳动力收入，私企资产集中化。也就是说，在不触动资本的存量下，税收的总额，以及税收的调节导向功能，并不会起到调节分配结构的根本性的作用。社会基本人员构成：要职者、公职员、受益人。
因为中国目前的税制的不完善，上层阶层的财富，都能通过合法的或非违法的方式避税。微观视角：要职者、公职员与受益人)以上第一模型，主要是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解决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的理论成果。
他们的理论路经几乎，可以归入列宁传统。就像，国家想使民众的水缸多进水，而只是在蓄水库流出的水流上做文章，即抽水、截流、引流等，这些做法并没有改变贫富之间的差距。
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面对这个问题，作者将陈述了当前理论界四个主要的解决办法的模型：罗尔斯的拉车模型（即法律的设计——利于强者的获益必须同时以弱者的最大获利为前提），高培勇的水库模型（即税收的设计——利于资本存量的分流与全民福利的普及），李惠斌的股权模型（所有制形式的设计——利于社会资本的民众持有化与劳动力的股权化），以及一种新型的信用模型（信用事业应当这样设计：对要职者的严格监督，利于受益者的自由体系与收益体系的完善）。此外，由于资本的本性与社会机制的惯性作用，短时间内扭转财富两极分化的结构是存在一定阻力的。这两个思路，和唯物与唯心一样，是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但是这个对立只限于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有意义。而公民基于现实生活一般地以某一职业身份工作于某一组织，公民对组织而言就是公职员。但是，这种理解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政党的代表具有相对独立性。
因此，水库模型的核心概念是公共财政。为此，基于哲学思考的需要，我提出了源流税这个概念。
并就支点与跷跷板的组合关系，来说明中国为什么不要私有制和为什么公有制不可以，以及中国当前为何面临这般的分配问题。因此，困境在于：两个支点的距离逐渐靠拢，并且它们的结构也逐渐趋向三角形支点的结构，从而导致了财富两极分化，即出现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
同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类税，如遗产税、捐赠税等在西方一些国家，早被使用。
3、当公职员基于股东的身份时，对实业行为（职业经理人）的监督有利于促进实业的发展面向股东权益的增值。政府方面，要职者是某一领域的领导，公职员是一般公务员，受益人是全体社会公民。再者，国家的这种调节，承担的成本也还是我国的中下阶层的民众。但是国家的做法不能过多地直接干预，因而税收自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3）股权模型（组织与平民——资本大众化）这个模型，提出的社会背景是我国国企资产重积累轻分配，工人的工资过低，国企资产可能集团化。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三角形支点即私有制还存在的前提下，对跷跷板无论做什么样的调整，都不会改变一边高一边低的现状。
然而，国家目前的税收体制，就解决我国分配问题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政府早在2003年10月就将个人所得税和物业税纳入税制改革规划。
二是方形支点的位置位于跷跷板的正中间，即对全体成员都是一视同仁，而不是像三角形支点那样偏向于资产阶级。这样，物业税具有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在再分配的形式调节分配差距，另一方面抑制或者导向了资本的扩张性。
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使社会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而分配问题严峻，也使得中国的发展面临诸多困境。2、适合于受益人的收益体系的优化。问题是，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加以反对。进入专题： 分配正义 。
但是相对于三角形支点，方形支点的优越在于，一是方形支点的结构更有有利于跷跷板的平衡，并且该结构越是合理，这种平衡更能理想与持久。因此，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现在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在马克思看来，无疑是正确的。
三角形支点结构顶端钝角化，方形支点结构去梯形化，越能体现跷跷板的公平。当面民意衰弱时，即被某些集团收买时，必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
表现：一项政策或一部法律的生效要经过公民投票表决，因而，当民意强盛时，必然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4、职位的区别的不正义：要职者职权的积极越位，普通公职员职权的消极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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